改革婚宴旧俗倡新风 需引导更需制度

热门关键词： 婚宴旧俗铺张浪费节俭新风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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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部分专家学者谈文明节俭办婚宴

     《倡树婚宴节俭新风 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一文刊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我市部分专家学者纷纷就文明节俭办婚宴提出自己的观点，分析目前盛行的大操大办婚宴现象存在的原因，就根治这一社会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今日，本报将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呈现出来，以推动我市的党风廉政建设，在全市营造倡树婚宴节俭新风的氛围。

曹红

　　改革旧风俗 倡树节俭新风

　　曹红（山大威海分校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几天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关于重申不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的通知》，只说一句话：好得很！一名普通干部给市委书记王培廷的一封改革旧俗的信，就带来了政府治理党风政风的实际行动，这恐怕是写信者所没有想到的事情。

　　大办婚宴在民间是一个旧俗。旧时在民间闹三天，唱大戏，全村参加，以示祝贺。有钱人大办婚宴，没钱的人也办婚宴，大办小办都要办，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结婚的六礼习俗。旧时的官场大办婚宴与普通百姓不同，一是摆场子，长面子，以示官品与威风；二是各路关系人员借机送钱送物，目的明确。官场大办婚宴是官场腐败的历史现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移风易俗成为社会风尚，婚宴简办，婚礼简单热闹，参加者多为新婚夫妻的朋友和家族成员，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一本书，表达祝福就可以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有钱了，婚礼办的也越来越复杂了。公开摆上红箱子，男方女方来宾送红包，还有潜规则的数目规定。亲戚朋友是有限的，为了钱和面子，只要认识一点的就会收到婚宴请柬。人不去，钱是要到位的。婚宴被异化为一种你来我往的收钱游戏，对新人的祝福放在了后面。

　　政府官员因其身份特殊，子女的婚宴来宾也会有特殊的。拉关系的、求办事的、要提职的、要纠错的、要讨好的、要调动的等等各路人都会到场，超常规的送礼促成了官场的腐败。民风总是跟着官风走，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为子女大办婚宴不仅带坏了社会风气，也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威海市委、市政府对领导干部大办婚宴做出限制性规定深得民心。它不仅是治理腐败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帮助领导干部们自觉规范行为、廉洁从政、清白做人的德性管理。

　　“不准大办”不是不办，如何办？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改革旧俗的契机。记得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为女儿举办豪华婚宴，引起了民众反感。后美国国会讨论并出台了文件，对总统子女的婚礼作了限制性规定。我们希望从领导干部开始，创新子女婚礼的形式，把子女婚宴从社会化行为还原到个性化、家庭化行为，让新人真正感受到婚礼中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祝福，带来心灵上的快乐。由此，带动威海婚宴礼仪社会风尚的转变。

李永玲

　　整治大操大办 靠教育更要靠制度

　　李永玲（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近年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之风愈演愈烈，不仅增加了亲朋部属的负担，也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导致这一现象蔓延的心理因素大致有三种：一是从众心理作祟。不可否认，由于受陈旧观念的影响，婚庆大操大办现象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不少领导干部置党性原则于不顾，随波逐流；二是攀比心理作祟。我市历来倡导党员干部要在成绩、贡献、能力方面“与高的攀、与强的比”，但不少干部却“攀”错了目标、“比”错了对象，在子女婚宴上相互比攀，争强好胜，铺张浪费；三是敛财心理作祟。凭借手中的权力，把筹办子女婚庆作为大肆敛财的绝妙时机。批量印制喜帖，派下属代为发放，只要是职权所及，概不放过，更有甚者借此索贿受贿。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存在上述三种心理的根本原因，在于党性原则缺失。

　　领导干部是全社会的表率，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将产生重要的社会示范作用。在婚宴操办中，领导干部理应成为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的表率。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纠正领导干部在结婚宴请中大操大办的不良风气，即是践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倡树文明节约新风尚的必然要求，更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题中之义。整治大操大办，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必须在加强对干部党性教育的同时，严格制度落实，不能只满足于出台几个“不准”、“严禁”，而应该效仿年内“禁酒令”的推行，“动真的”、“来实的”，抓出实效，以优良的干部作风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

吴文新

　　倡婚宴节俭新风 为百姓树立标杆

　　吴文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近日，威海下发《关于重申不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的通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得民心、顺民意，人民群众拍手称好。我认为，这和前段时间的“禁酒令”一样，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切实行动，值得坚持和发扬。我想从文化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此谈几点看法：首先，领导干部为什么要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除了子女新婚喜庆的因素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动机无非是这么几点：自己有钱，有条件大办；自己有势，有必要大办；自己有人缘，能够大办；自己要面子，必须大办，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培育自己的官场人脉等等。总之，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从长远来看必然是污染自己所掌握权力的纯洁性，动摇自己所运用权力的原则性，致使自己走向腐败。从受邀或未受邀而自愿的参加者来说，他们送去“重金大礼”，无非是要拉近关系，便于借重这一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对下属而言，更是难违面子，怕得罪上司。因为一个干部的子女婚宴，一部分人就要检查自己的“政治”立场，划清自己的利益界限，人为地造成工作集体中的感情和思想隔阂，不利于和谐集体的建构，并对工作造成障碍。

　　其次，从社会角度看，领导干部掌握着公共权力，属于公众人物，干部们的言行举止对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有着极大的示范和辐射效应。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要么在心里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大打折扣，要么效仿并放大这些干部的行为，从而进一步败坏党风，损害干部个人形象，加深干群矛盾，恶化社会风气。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说，从事公务的领导干部要以自己的立身之正来影响和引导社会大众，领导者立身端正，社会风气自然好转，领导者言行败坏，社会风气自然恶化；要想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因此，我希望《通知》能够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自己不倡导不鼓励子女大办婚宴，让他们学会勤俭节约，用低调、简朴而喜庆的方式来举办自己的婚礼。同时，也希望干部子女们考虑到自己父母的特殊影响，不给有权的父母添麻烦、加压力，而是成为社会道德风气的先进典范。

范广垠

　　刹住大摆婚宴之风 创新婚礼形式

　　范广垠（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公共管理系主任、副教授）：近代之前，婚姻关系是由家庭和社会确认的，而不是由法律确认的，因此，结婚仪式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向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宣布一对新人已经结婚，他们可以公开同居了。现代的结婚仪式已经不具有以上的社会功能，或者说这种宣示功能已经淡化，已越来越蜕变为一种比较纯粹的私人活动。对于新人而言，结婚仪式主要是一种人生经历和生活纪念，对于参加婚礼的成员而言，参加婚宴更是一种社会交往和娱乐性活动，婚礼本身的神圣性已经大为减弱。因此，现代婚礼可以用非常简洁的方式进行，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盛大隆重一类的要求。

　　大肆操办婚宴，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礼尚往来，钱物流转，但每次消费又大都是奢侈浪费型的。婚礼的大肆操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经济的。在婚礼仪式的神圣性大为下降的情况下，过于张扬的婚礼和婚宴，已经不是简单的面子和攀比问题，很可能具有一种策略考虑：或是想要通过这种策略性活动展示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力，或是收回以前婚宴活动投入的礼金等。

　　领导干部参与和大肆操办婚宴，有不同于一般的危害：第一，宏大的场面，豪华的气派，更进一步地显示了领导的权势与地位，与老百姓的差距越来越大，并由此带来干群关系的紧张。第二，领导参与和操办的婚宴，必然加重铺张浪费风气，对整个社会风气有不良的影响。同时，婚宴的操办过程，也是有意或无意地利用领导权力的过程，也是公共权力参与的过程，甚至活动过程中直接动用公共资源，这更是带来不良影响。第三，领导大肆操办婚宴，为收受礼金披上了合乎社会礼仪的外衣，当礼金数目大小受到权力地位的影响，一场婚宴就演变为假风俗习惯之名，行行贿受贿之实的活动。在当下的关系社会中，各种关系都非常容易变异，必须警惕。

　　正是由于领导参与或操办的婚宴与公共权力有关，所以成为政治事件，必须加以治理。教育批评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要有更为系统而规范的制度形式，要有刚性的处罚措施。在党内和行政部门监督的同时，应该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及时回应社会的举报。另外，新闻媒体的曝光是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市纪委的相关规定，对于本地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有效地推行落实，对于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是一个良好的督促；这也是实践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从而促进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发展。

林吉爽

　　认识到位是关键 监督落实是根本

　　林吉爽（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联合下发《关于重申不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的通知》以来，各方热议不断，公众对此事的关注有增无减。从各方的一片叫好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份被网民称为“婚宴廉政令”的《通知》正当其时、正合民意。

　　中华民族重视礼尚往来，更重视文明节俭。婚宴操办的繁简，不仅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更折射出该地公众的文明程度。从政府施政视角讲，《通知》不仅着眼于吏治的整肃，更对移除目前普遍存在的婚宴奢靡之风起着明确的导向作用。

　　《通知》的贯彻，有三个问题需厘清：一是移除婚宴奢靡之风为何要从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入手？二是《通知》是否有悖于领导干部日常交往自由权利？三是《决定》如何落到实处？首先，政府对于良好社会风气之养成，不仅有着引导之责，而且起着标杆之效。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身居领导职位，其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从规范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婚宴入手，无疑是移除婚宴奢靡之风的关键。其次，规范领导干部婚宴操办行为，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从行政法的角度讲，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鉴于其特殊的使命，国家赋予其普通民众不能享有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其必须承担普通民众某些不需要承担的义务，这是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具体体现，因此，领导干部抵制大操大办子女婚宴行为，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义务，“禁酒令”亦然，“婚宴廉政令”亦然。

　　对于“婚宴廉政令”的落实，我们注意到，此次《通知》的下发，是对原有规定的“重申”。市纪委、市委组织部曾在2005年7月发出《关于不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的通知》，对领导干部操办婚宴有着具体的规范，但近年来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之风又起。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缺少的并不是制度规定，而是对这些制度规定的有效落实和监督惩处。因此，加大监督惩处力度，是《通知》得以落实的根本，对于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一经查处，严惩不怠，让“婚宴廉政令”真正成为一道不可愈越的“高压线”。只要我们拿出执行“禁酒令”的气魄，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婚宴之风必刹，文明婚宴之风必行。

匡建国

　　加强作风建设 抵制不良风气

　　匡建国（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影响了党风和政风建设，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政机关的形象，必须狠刹这股不正之风。不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宴，对加强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和培养健康生活情趣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一个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领导干部个人的品行和形象，而且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有的领导干部把生活作风视为“小节”，工作上堪称大刀阔斧，有政绩、有专长、有能力，而生活上却不够检点，趣味低下。久而久之，生活作风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引发的其他作风问题连环出现，干部因作风问题被毁掉，工作、政绩也就无从谈起。其次，干部作风问题不解决好，科学发展观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很难落到实处。我认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牢固树立崇高远大的理想，用党的奋斗目标总揽个人的生活情趣；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指导个人的生活情趣；自觉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严守党的纪律，用党纪国法规范自己的生活情趣。强化自律意识，自觉把自己的一言一行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第三，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从小处讲，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凝聚力；从大处讲，会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第四，领导干部作风不正、不实，会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甚至激化社会矛盾。领导干部应该着力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才能凝聚人心，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当以生活正派、情趣健康为标准，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讲操守、重品行，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在全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做表率。第五，加强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一个政党的干部作风好，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强，其执政基础就稳固。反之，就必然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其执政基础就会逐渐瓦解。

　　在新形势下，反腐倡廉也必然要求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来看，不少人违纪违法都是从作风问题开始的。因此，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坚持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基础性工作。